张鹏翮忽然插话:
“李藩台,本督倒是觉得徐大人问得有道理。苏州和松江,相隔不过三百里,又不是隔着一座大山、一条大河,粮价差了将近一两银子,这可不是‘常事’两个字就能解释过去的。李藩台若是不知道原因,本督可以派人去查。只是——到时候查出来的东西,恐怕就不是‘常事’那么简单了。”
张鹏翮这话,表面上是在附和徐乾,实际上是在警告李煦——你要是现在不说实话,等我查出来,后果自负。
这是一种“先礼后兵”的手段:我给你机会,你自己不珍惜,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
张鹏翮在陕西办案多年,深知一个道理——查案最怕的不是对手狡猾,而是找不到突破口。
而徐乾今天给他的这个突破口,就是苏州和松江的米价差。
只要顺着这条线往下查,一定能挖出大鱼来。
他现在说这话,既是给李煦施压,也是在向徐乾传递一个信号:你提供的线索,我收到了。
李煦听出了话里的威胁意味,脸上的笑容彻底挂不住了,干咳了两声,端起茶盏假装喝茶,不再接话。
徐乾又转向按察使王承恩:“王臬台,您说盗匪如同野草,割了一茬又长一茬。下官想请教一个问题——三年前,江南的盗匪有多少?”
王承恩捋着胡子,不紧不慢地回答:“三年前嘛……大约每年二三十起。”
“那今年呢?”
王承恩顿了顿,有些不情愿地说:“今年……截至十月,已有一百七十余起。”
“一百七十余起,是三年的六倍。”徐乾的声音不高,却字字清晰,
“王臬台,盗匪不是凭空冒出来的。百姓为什么要去做盗匪?是因为活不下去了。今年大水,田地被淹,颗粒无收,朝廷的赈灾银迟迟不到,百姓没有饭吃,不去做盗匪,难道等着饿死吗?王臬台只想着缉捕,可曾想过——如何让百姓不必去做盗匪?”
王承恩被他问住了,老脸微微泛红,半晌才挤出一句话:“徐大人说得轻巧。防止百姓为盗,那是民政的事,本官只管缉捕。民政上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