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聪五年七月,皇太极就是站在这张御案前,召集诸贝勒大臣议事。
那时的大清还不叫大清,叫后金;那时的都城也不叫盛京,叫沈阳。
殿内灯火通明,皇太极的声音不高,却掷地有声:
“我欲伐明,非为逞强斗狠,实为生存之计。明国视我为蛮夷,封锁边关,断我盐铁,绝我生计。若不破此困局,我女真诸部终将被困死于白山黑水之间。”
这番话,康熙在宫中读到的《清太宗实录》里有记载。
但此刻站在这座殿里,他才真正感受到当年那股决绝之气。
皇太极并非一味好战之人,康熙记得史书上写过一件事:
天聪元年,明将袁崇焕在宁远击败后金军,努尔哈赤因此郁郁而终。
皇太极继位后,并未急于复仇,反而主动遣使与明朝议和,提出“彼此罢兵,共享太平”的建议。
当时许多贝勒不解,认为这是示弱之举。
皇太极却说:“用兵之道,攻心为上。今我军新败,士气未复,若强行再战,必败无疑。不如暂退一步,休养生息,待时机成熟再作打算。”
每每读到这里,他就会感慨皇祖父的深谋远虑。
他睁开眼,目光落在御案左侧的一只青花笔筒上。
笔筒里插着几支毛笔,笔杆上的漆已经斑驳脱落,露出下面的竹质纹理。他抽出一支,握在手中,笔杆上似乎还残留着当年主人掌心的温度。
康熙十二岁的时候,皇祖母跟他讲了皇太极许多事情,尤其是总结他在位期间办的三件大事,每件事都关乎着后金的生死存亡。
直到今天,康熙仍然记忆犹新。
第一件事,是改革官制。
天命年间,努尔哈赤建立的八旗制度虽然强大,但行政体系极为粗陋,几乎全靠贝勒会议决策。
而皇权压根就不存在,而是皇太极与大贝勒代善、二贝勒阿敏、三贝勒莽古尔泰坐在一排,共同执政。
无论什么事情,都要四个人同意后,才能定下。